来源：中国民族报           供稿：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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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大陆学界已经存在发展了30余年，回首过去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门类日臻健全，各类国际交流项目、学术会议日益增多，研究成果虽比不过其他本土宗教，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基督教研究的成绩不消多说，笔者在这里只想反思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基督教研究应该加强同其他宗教学科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借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方法那样简单，如果从研究内容的可比性来说，我们更应该借鉴宗教学同行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乃至研究的对象。不论人们是否承认，不同宗教研究学者之间经常各自为政，这在基督教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看到国内基督教研究的会议，较少邀请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而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往往将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排除在外，宗教分立的格局造成了宗教研究格局的分裂，而我们的研究更是在人为地强化这种隔阂。学科之间的倾听、交流不但重要，而且必要，了解宗教学不同门类的发展历程、学科方法乃至学科内容，对于基督宗教的研究大有助益。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座谈会，邀请了几位研究中国宗教的专家学者参与，他们提出了诸多中肯的意见，但却遭到了国际宗教研究同行的批驳，理由便是专业隔阂。

“不识庐山真面目”恰恰是因为自己“身处此山中”的缘故，基督教对于学者来说只是研究对象，非信仰对象，从这点上说，基督教并非仅仅是基督徒的基督教，也绝不仅仅是基督教研究学者的基督教。

基督教研究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更应一定程度上回到基础研究上来，同时这种基础性研究应该扩展到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我国的基督教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才蹒跚起步，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进入21世纪的貌似繁荣期，事实上有一个巨大的危机潜伏其中，这便是基础根基不牢。这种基础包括学科方法、思想、历史研究等，上世纪90年代的成果绝大部分在思想和历史研究方面，而如今大部分发表的成果在现状调研。众多曾经从事哲学、历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投身到调研领域，而不顾自己根本没有受过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方法的训练，包括笔者自己。这种盲目转向不但造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割裂，也造成了对基础研究的忽略，乃至影响到整个基督教研究学科基础研究的后备力量及未来的健康发展。

对于中国基督教研究，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进行中国基督教思想的深入发掘与探讨，这种思想研究既包括历史的角度，也包括现实的层面。既往的中国基督教研究多偏重于历史追溯及现状研究，每年发表的学术成果中，这些研究占据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十之八九，而具有哲学学科训练的基督教研究者多将视野放在国外基督教思想研究上，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基督教思想研究的空洞，而这恰恰是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灵魂。

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应该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学科方法，应该摆脱单纯的译介、同情的理解阶段，应该站在文化格局、思想动向、社会脉络的体系中对基督教这一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剖析，而不再将自己的研究受众囿于同行研究者乃至基督信仰者。否则，基督教研究只能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存在的边缘化而自我边缘化，由于基督教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敏感性亦变得敏感。基督教需要中国化，基督教研究同样需要中国化。基督教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谨慎对待将信仰带入其学科中，进而失去客观学术立场的研究动向；同时也要警惕虽坚持客观的学术立场，但整个学科关注的视角、关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乃至使用的术语完全西方化、甚至神学化的倾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