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伊训》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上帝降祸福并非固定不变，他按着公义赏善罚恶。唐代的孔颖达进一步注解“尔惟修德而为善”，即人要修养德行。这与《弥迦书》6章8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形成思想同构。由此产生“以德配天”以及衍生的“保民”“爱民”思想，更是与“‘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的基督教导在精神上和谐一致。
《尚书》中出现“上帝”32次。《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上古时，该书的书名只有一个字“书”；到了汉代，它被叫作《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以及之后的战乱，古文《尚书》佚失。现存的《尚书》被称为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跨1700年之久，记载了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些诰语、誓词、谈话。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古代王者如何按照上帝的要求管理万民、修养己身，得蒙上帝喜悦的史书。关于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超越者呢？
1.天命有德
上帝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看护者。对于悔改归正的人，他用慈爱来赦免其过犯；对于硬着颈项之人，他将凭其公义，报应各人。“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这就需要人在对上帝信仰的过程中，内圣于信，外化于行，落实于德。圣经里讲，上帝“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上帝如此公义，《尚书》才能从“以德配天”——以道德的兴衰变化作为历史选择变化、国权转移的原因——的视角，来论证夏、殷丧德败亡和汤武代兴的原因。在上帝决定王权的问题上，道德行为与信仰的配合是衡量的标准，所谓“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因此，论到上帝的公义，就体现在“以德配天”的观念上。《尚书·召诰》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这也是中国人为何从古到今都重视德行修养的根本原因所在。
2.孚佑下民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上天（上帝）有好生之德，因为人的生命具有神圣而宝贵的价值，人是上帝所爱的对象。上帝不仅是君王的看顾者，更是保守万民、听其祷告的上帝。君王的天职是代表上帝爱护万民，“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大禹谟》）。所以，在中国人的上帝观念里蕴含着一个上帝爱世人的社会管理制度模式。
人与上天的关系从敬天、顺天、畏天、事天中得到体现：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尚书·立政》）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尚书·尧典》）
“尊上帝。”(《尚书·立政》）
道德行为与信仰的配合是衡量行为的标准，也只有在信行合一的基础上，才能彰显上帝仁爱的、作为时代守望者的角色。他并不像柏拉图主义所构想的神，对一切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毫不关心且毫不动情，只在天上独行其路。上帝确实是在注意观察——他的确关心人们所遭遇的事情——他关心地上的变化，满有怜悯，因“上帝就是爱”，且“用慈绳爱索牵引”人们。
3.天秩有礼
上天（上帝）并不是自然界的天——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和意志，而是“不常”——有情感，能进行善恶价值的动态判断，好善罚恶：商汤讨伐夏桀，是因“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而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尚书·吕刑》），被上帝所厌恶，为黄帝所擒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天用剿绝其命”（《尚书·甘誓》）。“革”就是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历史变革“拆毁”，“兴”就是“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兴起奉上帝的命令的有德者为政。“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上帝旨意是历史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兴、革全都取决于主宰历史的上帝。旧约中，犹大与以色列君王的更迭也同样显明了这一点。
4.见观四方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帝能够主宰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农作物的收成，能够降福降祸、左右战争胜败和君王命运。“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从伦常次序到礼节，再到服装制度、刑罚，等等，上帝事无巨细地管理一切。“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尚书·益稷》），意为：以清醒明智的头脑，等待接受上帝的命令，上帝才会一再嘉奖你，非常放心地把更大的托付交给你。故此，华夏民族信奉的上帝不是狭隘的民族神，而是创造并管理人类以及世间万物的造物主。他的超越表现在他是全权之神，全知、全能，不受任何限制。任何受造物如其所是，皆因上帝旨意。受造世界中的所有力量和其行动依循更终极的上帝的计划。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上帝的超越性——超越一切文化，上帝的临在性——住在我们中间（中华文化），这两者通过“约”与“道成肉身”同时向我们展现。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虽然知道了自己祖先的上帝信仰，但还是特别需要基督信仰的理由。中华儒典中，上帝作为“未识之神”有其不完备和模糊的地方，需要圣经里的特殊启示——把真理阐述完备的上帝观——来补足。“道成肉身”是一个标杆，使我们能够确认中华文化中的神圣真理性内涵。
总之，圣经与中华儒典中的上帝观是相互印证、缺一不可的：一方面，圣经校正、充实、明确、成全、升华了儒典中“上帝”的含义，离开了圣经，儒典中的“上帝”信仰不仅存在着真与伪的问题，更存在着认信问题；另一方面，凝聚中华精神的典籍是连接中国人与特殊启示的桥梁，忽略儒典中的“上帝”，则无法解释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如何爱中国人的问题。这也是当下进行圣经与中华经典对读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山东神学院教师）